《寻路中国》笔记

第一部城墙

  1. 到2001年夏季为止,即我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申请时,我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五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出门旅行都是迫于无奈地坐汽车、飞机、轮船或是火车。穿州过省,踏县过镇时,我都在沉沉昏睡中。但如果是驾车出行,一路上人都会脑清目明。这样的情形到处可见:仅在北京,每天差不多就有一千人拿到驾照,他们因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先锋队。这些人多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汽车代表着出行方便、家境宽裕,还有一点赶时髦。可对我来说,它代表着冒险和游历。就连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里面的一些试题都说明,这个行当里根本没有想当然的事情:223题驾驶机动车经过积水路段时,你应该:A)加速通过,以免发动机进水。B)停车,检查积水,确认
    积水较浅时,缓慢通过。C)在路人的带领下通过。282题驾驶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你应该:A)加速通过。B)仅在看见火车即将驶来时,才可以加速通过。C)减速,确认安全后通过。
  2. 为了防止伪造,驾照上面印制了全息图:一个人站在古式的马车上。那人穿着飘逸的长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远方。
    3.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一个北京司机向我推荐了《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这本地图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整个地图册把中国划分成一百五十八个小方格,其中包括了一张台湾的公路图——高速公路用粗大的紫色线条
    绘制,犹如大动脉;国道用红色线条绘制,犹如连接在较大城市之间的静脉血管。省道用更细的红色线条绘制,绘制县乡道路的线条愈加细小——仿佛是在偏远山区汩汩流淌的毛细血管。
  3. 《中国地图》里无名无姓的道路密如蛛网,多如牛毛,要找出一条确切的道路横穿西部,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另一个符号倒不那么令人迷惑。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即便进入满地黄沙的宁夏和甘肃,这个标志也十分清晰,仿佛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飘带。《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4.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以那里为起点,我开车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丰收的季节。
  5.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向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发起攻击,斥之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风水推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政策,提出建立更宽松的环境。即便在那之后,有些行当仍旧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例
    如,在今天的中国,道教徒极为稀少。但是,人们对风水的信奉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反弹性,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当有利可图。风水好,就是运程好。所以,人们愿意花钱雇请风水专家。张宝龙(音译)就是新兴的风水先生之一——他
    论起市场经济时的精明,跟他论地理风水时的精明不差分毫。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他可以“上”房梁,选矿址,还可以医治“疑难杂症”。
    他做过棺材(“自己备木材”),还帮人抬过婚轿。在名片上,第二十一项服务是“迁坟”——在经历着建筑业大发展的国家里,这个活儿很受欢迎。“这个地方是我选的!”张宝龙骄傲地说道,同时用手指了指刚掘出来的一个土堆。
    在坟前,吊丧者依次叩头:每个人都双膝下跪,烧上一沓纸钱,一边以头磕地,一边嚎啕大哭。似乎没有人在意我的出现。在北方,我了解到,葬礼一般是喜好来客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外国人。不过,我还是压低声音问道:“今天葬谁?”张宝龙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所有的心思都在那土堆上。“东西走向,”他指了指那个土堆,接着说,“头朝西,脚朝东。我栽的那棵树是白杨。男人栽白杨,女人栽柳树,目的是让鬼魂知道哪儿是坟头。这
    是块好地,有这么几个因素。比如,烽火台的那个位置十分重要。你看,这个地方好,因为地势高,那条小溪的水向东流。上面有烽火台,可以守护坟墓。葬在这个位置的人,会有很多有钱的后人,他们当官、参军、读书都很有出息。”
  6. 从1998年开始,政府对乡村道路的建设加大了资金注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到我驾车旅行时,这一工程仍旧在进行中。
  7. 1793年,一个名叫约翰·巴罗的英国人,游览了北京附近的一段城墙,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了推断并由此宣称,整个墙体使用石头的数量可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稍小一点的城墙。(他并没有意识到,西边的城墙要小很多,而
    且是用夯土筑成的。)1923年,《国家地理杂志》宣称,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见地球上的长城。(事实上,1923年没人能从月球上看得见长城,现在仍然看不见。)
  8. 在中国,开车是个体力活,至少在规则手册里面是这么描述的。法律规定,卡车驾驶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百五十五厘米,小轿车驾驶员的身高至少到一百五十厘米。要取得驾照,每只手上至少有三个手指功能正常,大拇指是必不可少的。对耳朵的要求,则是双耳能够分辨五十厘米之外的音叉声。不能有红绿色盲。没有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眩晕症,或者美尼尔氏综合症。法律还明确禁止“歇斯底里”型驾驶员上路行驶。如果双腿不等长,且长度差超过五厘米,则
    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围,不能操作标准型排挡汽车。
  9. 在中国,这个转型期来得太快,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
    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车灯亦然。
  10. 不幸的是,驾驶员们仍旧不了解车头灯的玄妙之处。很多人不开灯行车,直到天色一片漆黑时,他们才开启大灯。几乎没有人会在雨天、雾天、雪天,或者光线暗淡的情况下使用灯光——其实,这是让中国的驾驶员颇感烦心的少数
    几种行为之一。人们不介意你是否在后面跟得太紧、从右侧超车,或是把车开上人行道,就算你把车停在高速路出入口的匝道上,也没有人会眨一下眼睛。可是,如果你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灯行驶,对面驶来的驾驶员会毫不例外地把他的车灯闪动几下,以示不满。不过,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保持镇定自若。很难想象得出还有别的地方,人们用这样糟糕的方式开车,还能从中得到乐趣。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
    开竞赛,而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根据
  11. 我在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丽水,对驾驶课程观察过一个月的时间。这座城市坐落在一个工业带上,由于经济迅猛发展,一大批驾驶新手应运而生。开课单位叫作公安驾校,让我观察的那个班的上课老师叫唐教练。“教练”
    这个词跟足球教练、体操教练那几个字是一样的,不禁让人联想起严格的军团训练。那正是在中国驾驶汽车的本质特点——体力活。课程一开始,是与汽车进行基本的接触。上课的第一天,唐教练揭开一辆红色大众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
    ,六个学员围在一起观看。他指给大家看,哪是发动机,哪是散热器,哪是风扇皮带。走到车尾,唐教练打开了后备厢,教大家怎样拧开油箱盖。接下来,教他们怎样打开驾驶座一侧的车门。“这样拉开,”他一边讲解,学生一边挨个
    练习把车门打开、再关上。下一步,唐教练教大家认识仪表板,以及离合器、制动踏板、油门踏板。一个小时之后,学员们才得到允许,坐进轿车里面。他们依次坐上驾驶座,练习一至五挡的换挡动作。发动机没有发动,但他们就这样练习使用离合器,扳动变速挡杆。看到这里,让我有些想打退堂鼓。终于,我忍不住问唐教练:“那样做,不是对轿车很不好么?”“没事,”他回答道,“不要紧。”“我觉得,发动机没发动,这样做可能不好。”我又说道。“保证
    没事,”唐教练坚持道,“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在中国,不管是哪个行业的教练,都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不容置疑的。唐教练已经非常和善,让我观摩他上课,所以我决定就此打住,不再多嘴。可这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接下
    来的步骤,是学员们练习使用离合器,固定住制动踏板,发动汽车,挂上一挡,一边踩下油门踏板一边松开离合器。在制动踏板的阻力作用下,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随着扭矩加大,引擎盖上下一个接着一个,学员们坐进驾驶座,踩下油门踏板——发动机不断轰鸣着,可就是不让车子挪动半步。那天的课程结束时,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上已经可以用来煎鸡蛋。每坐进一个学员,踏下油门踏板,我的手心都会被汗水浸湿。耳朵里回响的,是我父亲的声音——他是
    个业余机械师,没有什么事情比呆头呆脑地瞎摆弄汽车更让他生气了。直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学员们才被允许开动车辆。从一开始,这些学员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小心翼翼地围着桑塔纳轿车打转:在引擎盖周围挤成一圈查看车辆结构、练习开关车门、拨弄油箱盖。六名学员的性别结构是四男两女,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下。他们之前缴纳过两千多元钱的学费——在基本月工资大概只有五百多块钱的小城市,这算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只有一个学员,家里已经买了车。其他
    人跟我说,也许哪天他们也可能买车。其中的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相信,驾照会让他们的求职简历增添一些亮色。“这就像游泳,人人都得会一点。”名叫王彦恒(音译)的年轻人这样对我说。他是高年级学生,主修信息技术
    。“在将来,很多中国人都会买车,”王彦恒说,“重要的是,要会开车。”家里有车的那个同学十九岁,名叫梁艳芳(音译),学社会学专业。她父亲开了一家塑料加工厂,有三辆车。我问她家的工厂生产什么样的塑料,这个女学生
    用手指摸了摸桑塔纳轿车车窗边上的塑料封条,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班用了十天的时间,集中进行场地训练。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做三个动作。学员们练习前行直角转弯进入停车点,然后直角弯倒车至停车点。第三
    项是纵向停车。每一天,整整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反反复复地练习这三个动作。跟其他的优秀教练一样,唐教练十分严格。“怎么搞的?”一个学员倒车的时候刮到了一根标杆,他立即教训起来。“今天脑子长到哪儿去了?”“换
    挡的时候不要那么松垮垮的!”他对另一个学员呵斥道,“再这样做,你老爸不骂你才怪!”有时候,他甚至要拍打学员的手臂。只要有学员转头朝后看,他就大吼道:“不要朝后看!”有严格的规章,不允许学员转头后看。倒车的时
    候,只能依靠后视镜,不能够有盲区——至少在唐教练眼里不允许有盲区。没人系过安全带。在公安驾校的训练场地里,我也从没看见有人打转向灯。接下来的环节是驾驶技术训练,学员们要在障碍车道上练习急转弯,学着将车辆停驻
    在标线的二十五厘米范围内。最具挑战性的驾驶技术科目是“单边桥”行驶。所谓单边桥,就是一条长长的水泥做成的凸起路段,略超过轮胎宽度。学员们的目标,就是把车调整好位置,对准单边桥径直驶而过,并且不让桥上的两个轮
    胎掉落下来。学员们先练习左侧轮胎,接着换成右侧,如果有一个轮胎滑落下来,就算考试失败。学员们告诉我,道路训练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多数时候是在练习单边桥驾驶。我问唐教练,为什么单边桥那么重要。“因为很难,”他这
    样回答我。这就是中国的驾校课程里隐含的哲学命题:如果某样东西从技术的角度看起来特别有难度,那么它必定就是有用的。可是,这类极具挑战性的技能却是因地、因教练不同而不同的。除了五十八小时这一点,没有太多其他的客观标准,驾校一会儿强调单边桥行驶,一会儿又想出别的什么障碍行驶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驾校教练跟过去那些教人养生之道的武术教练十分相像。时代已经不同了——学生们不必到山顶的寺庙里,每天对着树干拍打数千次,相
    反,他们参加公安驾校为期两周的驾驶课程学习,学着把桑塔纳轿车稳稳当当地开上单边桥。上路训练十来天后,丽水驾校的课程学习就快要结束了。在他们学习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考试的前一天,我跟着一个学习小组上路了。教练坐在副驾驶座上,学员们在一条两车道的山区道路上轮流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完成一系列的固定动作。从一挡依次换到五挡,然后从五挡依次换回一挡;把车辆停驻在离标线二十五厘米的范围内。之后,学员们要练习原地掉头,在模拟的交通指示灯前停车。学习用的车道有三公里长,十天的训练过程中,这个长度没有丝毫变化。没有交叉路口,路上的车也很少。车辆驶入车道的时候,学员们按照规定鸣笛,转弯的时候同样如此。一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小轿车、农
    用车、驴拉板车——他们都要鸣笛。哪怕只遇到一个行人,他们也要鸣笛。有时候,他们会超过驾校的另一辆车,这时候两辆车都会欢快地鸣笛,就像两个老朋友见面似的。中午的时候,大家要休息,到附近的餐馆一起吃饭。他们所有
    人——包括教练——都要喝点啤酒。他们告诉我,就在头一天,他们喝醉了,因此下午没有上课。那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学员们回去继续进行道路驾驶训练,其中一个学员向我请求,让他开我租来的车进行训练。就在那一瞬间,经过
    极其简单的考虑,我决定借此看看他们在一个月的训练中收获如何。那个学员开到空旷路段之后,就醉心于超车了,可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有那么两次,我只好大吼大叫,让他不要在盲弯处大幅占道转弯。还有一次,我伸手一把抓住方向盘,阻止他撞上另一辆正在他左侧加速超车的车辆。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他不知道盲区的存在。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鸣笛。完全忽视交通指示灯的存在,倒还是最次要的问题。他差点撞上了一辆停靠着的拖拉机,距离只有几厘米。他甚至差点撞上一面水泥墙。最后,当车辆进入驾驶训练场的时候,我真想俯下身去亲吻我膝下的单边桥。
  12. 在乌审旗,植树所带来的任何效益似乎都是暂时的。江红(音译)是个华裔地理学者,正在这个区做研究工作。她告诉我,那一带的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沙漠地区无法承受更多的农业模式,就是种植柳树也不行。不过,江红也注意到,当地人对政府倡导的种植项目持赞同态度,哪怕他们已经了解地下水正在枯竭这一事实。这种情形不同于过去,那时候的人们对政府各种高压式的运动总是持反对态度。曾几何时,各项工程总是显得非常抽象,具有集体的性质:毛泽东曾经宣布,中国的生产要超英赶美,像乌审旗这样的地方的牧民,当然不愿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毁坏自己居住的环境。但是,自邓小平主政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个体的动力,其成果立等可见。而新型的迁徙模式也意味着,许多人已经瞥见了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今见过的世面多了,”江红说,“他们有机会去城里看看,他们在电视上也能看见很多东西。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在外面或者电视上看见的那些实际利益。”一句话,人已经变得
    更加世俗化,只不过,他们跟外界的这种联系在方向上有点迷失。起参考作用的框架不再简单地由乌审旗那一点有限的资源构成,而是由城市里面无限丰富的产品构成。在向别的地方学习的过程中,当地的人们跟他们最亲近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联系。
  13. 离开乌审旗后,我再次越过长城,向南往榆林驶去。我没有打定主意,到底在路上要走多久。夜晚越来越冷,阵阵倦意开始向我袭来。从一开始,我就计划把我的旅程分成两个阶段,这样就能够在秋季和春季两个季节里好好地看看乡村的美景。到了榆林,我打算做一下休整——我很想找张床睡上几个夜晚,好好吃几顿饭,然后决定到底还沿着长城走多远。可最后,当地政府替我做出了决定。榆林是我几个星期以来看到的第一座城市。总人口大约有十万,按照中
    国的标准来看,这是个小城市。城里的氛围十分舒适,让人不禁舒服得想睡觉。市中心依旧被一段古老的城墙所围绕,街道十分狭窄,汽车大发展的势头还没有蔓延到这个地方来。我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洗了个澡,然后躺下来打算小睡一会。不一会儿,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宾馆总台的接待员,她告诉我,大厅里有人要见我。“政府来的。”她说。被吵醒的方式林林总总,这一种最令人心烦。我穿好衣服,走下楼。来人三十出头,穿着深色上
    衣,绷着脸,非笑,仿佛在告诉我:麻烦来了。“我知道,你是个记者,”他说。他提出要看看我的护照、居留证,还有记者证,我都一一递交给他。他一言不发地查看我那一堆材料,时不时在一摞纸片上做些记录。末了,他抬起头来
    。“你知道,中国有法律规定,记者应该先申请,然后才能做采访报道,”他说,“你违反了这些规定。”“我只不过参观了一下长城,”我告诉他,“没有必要跟政府的人报告。我也没打算在榆林采访什么人。”“恐怕这都没有关系
    。你还是得申请。”我向他道了歉,并告诉他,今后我一定提前申请。“我明天就走,你看行不?”我问他。他那似笑非笑的脸绷得更紧了。“恐怕你现在就得离开,”他说。“我能吃了午饭再走吗?”“抱歉,”他回答道,“马上离
    开。”那人就在大厅里等着,我则上楼去收拾行李。随后,他径直把我送到CitySpecial跟前。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警察,他们要确保我离开城区。从榆林出来,我往南开了六个小时,来到延安市。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20世纪3
    0年代末,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此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现在,延安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我打算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找家旅馆住下来。可这一次,我的行李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警察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已经知道
    我从哪里来,开什么样的车。或许全省都已收到了警情通报。延安的警察要我马上离开,于是我打定主意,沿着长城的旅行到此为止,到了春天再说。
  14. 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运送吉普车和大卡车,以支援中华民国,却遭遇了大量的交通事故。车辆是按照右侧行驶的习惯设计的,美国驾驶员需要适应中国的道路行驶习惯,于是麻烦不断。美国将军魏德迈提出了一项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国全境转向美国的驾驶模式。对美国的支持仰仗甚多的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这一方案。1945年12月31日,日本人早已投降之后,该转变方案正式实施。
  15. 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省的芜湖市政府决定成立一家汽车制造厂。他们雇请的工程师名叫尹同跃,他之前曾是大众公司的明星人物。在大众公司把韦斯特莫兰报废的FOX生产线搬迁到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尹同跃令自己声名大振。在
    芜湖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尹同跃很快就将他的上述国际经验进行了充分利用。他首先去了英格兰,从已经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公司买来一些设备。然后,他又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从曾经生产过图雷多轿车、当时正在苦苦挣扎的大众分公司手里获取了生产图纸。图雷多轿车的生产平台——基本框架和主要部件——与捷达轿车相同。偷偷地,尹同跃把英国的福特发动机公司搬回了芜湖,跟西班牙的生产图纸融合在一起,建起了一条组装线。当时国家有严格的制度,
    禁止新的汽车生产厂家进入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们只能简单地把这家公司叫作“汽车配件”厂。这个厂在1999年5月做出了它的第一台发动机。七个月之后,它制造出了一辆汽车。这台汽车的发动机是福特设计的,车身照着西班牙
    图纸在大众平台上做成,很多配件则是正宗的捷达配件。芜湖人只不过找到大众汽车的特约供应商,然后跟他们偷偷地做买卖。大众公司为此十分生气,这同样也惹恼了中央政府的人。然而,在改革年代,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基本的准则: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领导们跟中央政府进行协商。最终,也就是2001年,他们生产的汽车获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据报道,他们用钱解决了跟大众公司的问题,后者决定不诉诸法律。)他们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奇瑞,这两个字在汉语里的含意是好运当头。名字的读音跟英语单词cheery有点接近,但他们用Chery这个词翻译了公司的名字。奇瑞的领导们说,名字里之所以去掉一个英文字母e,表明奇瑞公司永远追求幸福吉祥的理想状态。他们生产的汽车十分廉价,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汽车降价。因此,差不多是在顷刻之间,他们改变了市场格局。没过多久,奇瑞公布了他们的终极目标:要成为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的第一家中国汽车公司。
  16. 回到安寺村的时候,拄拐杖的那位老人正在耐心地等着我们。我了解到,他是那三兄弟的爷爷。他还告诉我,尤其在他们那个地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并不严格。“人们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多生,”他笑着说。他还是一点都
    不关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在北方的农村,人们很少起疑心,他们邀请我进去喝茶或者吃饭,基本上很常见。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并未心存幻想,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协会当志愿者的日子里就学会了,不能把贫穷想得太美。不过,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许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
    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17. 只要经过城镇,不论大小,我总要停下车来,吃顿饭,洗个头。这是些被人遗忘的偏僻之地,偏僻得只能吃点中国经济大发展留下来的残羹冷炙。我看到有些摩托车,在后挡泥板上面贴着一张计算机上使用的光盘,作为很好的反
    光材料。在一个叫作兴伍营的地方,人们得爬上长城才能收到手机信号。兴伍营的意思是“兴旺发达的军营”,因为明朝曾经在这一带修建过巨大的防御工事。目前,这个村庄非常偏僻,十分贫穷。不过,人们依然在充分利用长城。他
    们站在城墙上,手机紧贴着面颊,俨然数字时代的哨兵。如果长城变成了手机零件,那会意味着什么呢?或是电脑光盘因为反光而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呢?在这样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纠结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进步,哪是即兴之作。

    第二部村庄

  18. 2003年春季,人们对于SARS病毒的惊恐横扫全国,一连数周,大城市的人们躲开人群,拒乘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和公共汽车上空无一人,出租车也成了大家怀疑的目标。最终,这种疾病的危险性证明是被人为地夸大了许多,但它
    对中产阶级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人们学习开车的灵感被激发出来——2003年,近五十万北京居民拿到了驾照,平均每天达到了一千三百人。
  19. 在中国,个人还没有形成信用消费的习惯,欠债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信用卡并不常见,更不用说银行贷款了。2003年,那些新涌现出来的汽车买主绝大多数支付的都是现金:申请贷款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在买一件大东西之
    前,大多数中国人都要为此存上多年的钱。如果需要筹资,他们也主要依靠家人的帮忙。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关系,而魏子淇把这一切都玩了个遍:村子里的政治问题,怀柔商业开辟的新疆域,以及复杂的家庭债务。
  20. 在中国,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很遥远很渺茫,而移居和城市化则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则好像很空洞,很容易让人倦怠,很多人都期待着跟他人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联
    系。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

    第三部工厂

  21. 出城十五六公里远,在下斜村,一排排体育器材堆在一起,一眼望不到边。在街边,到处都摆放着一堆堆秋千架、红色塑料滑梯、或黄或绿的单杠横杆。看不
  22. 沿着330国道再往前走十六公里,顺着那条河转过一个弯道,可以看到桥头镇竖立的一座钮扣雕塑。那是用银做成的一个巨大圆盘,宽度为三米,带有双翼,只要有风,双翼就会转动。桥头镇的总人口仅有六万四千人,但全镇范围内有三百八十多家工厂,生产的钮扣占到了中国服装行业需求量的百分之七十。为了
  23. 武义年产扑克一百万副,占到了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八十公里外,义乌市生产的塑料饮管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菘厦年产雨伞
    三亿五千万把。汾水专门制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作嵊州的地方。
  24. 在中国的农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性质的,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们无权到开放的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屋。相反,村里面把持着所有的买卖行为。如果某个城市拿定主意要发展到某片农田所在的地方,连村组织也没有
    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可以随心所欲地占领土地,他们所支付的价格,是政府早就订好了的。一旦完成出售行为,农民们就得从原来的土地上搬家,城市才能在上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那片地方也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这是一种套利交易,从农村买来土地,作为城市土地再次出卖。而这种行为,只有镇以上级别的政府才有资格进行。
  25. 跟很多学者一样,王利娜相信,中国政府到头来不得不实行土地私有化政策。有了财产税这一大笔稳定的收入,政府就可以结束现行的房地产思路了,但是现在谁也没有朝这方面进行改革的动机。最遭殃的是那些最没有权力的人
    ——农民们。他们失去的土地实际上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补贴,而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追索权——要推翻一个村党支书记已经难上加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不过,大多数农民们一心想的是外出务工,或者变成个体户,因
    此,他们丝毫不会为修改宪法这样的事情操心。
  26. 在工业城镇,人们对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大多漠不关心。很多人抱怨当地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可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用的尽是些非常抽象的话语,因为他们跟领导干部很少有正面接触。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罚单十分相似:如果有
    警察把车子拦下来,找驾驶员的麻烦或者粗暴地施以罚款,驾驶员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不过,当局在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们常常会找到合适的策略,既弄到了钱,又不让事情太针对个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对此能够忍受,有时候甚至甘愿听其摆布。一个工厂的老板告诉我,他为了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情行过贿。“你得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他对我说,“你得给他们送烟,你得请他们吃饭——多少给他们一点面子。如果他们不干这些事情,就只能成
    天待在办公室。替他们想想吧,他们不能做生意,也不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日子多无聊啊!”
  27. 在石帆,我所遇到的请愿者多数都显得孤注一掷。他们读的书没有一般人多,工作前景没有一般人好,通常跟外出务工者一样时运不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受到过创伤——因为在他们进行请愿的过程中,受到过这样那样的威胁。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但他们还是要继续尝试,因为他们已无退路。只有一次,我遇到的上访者给我留下了很有能耐的印象。他把那次会见安排得很周到。我们是通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熟人介绍的,见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我那由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在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这些城镇里,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实话实说,我更愿意找别人说这件事情,”他说,“我真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者英国广播公司的人说这件事
    儿。”我很敬重他这一点——他需要的是到电视上去说这件事,而不是接受某个蹩脚的期刊记者的访谈。不过,那一天,我是他手中唯一的选项,所以,我们还是坐下来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抱怨说,没有人知道滩坑大坝到底是怎
    么通过审批,怎么进行融资的。有传闻说,一些私人投资者会从所产生的电力中获取利益。“如果他们要修建这样的东西,我们有必要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投资者是谁。不过,我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政府什么
    也不给我们这些人。仅仅给我们钱和房子是不够的。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怎么生活嘛?你看看外面——这儿什么都没有啊。在北山的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位置多好啊,因为那是中心位置,周围村子的人都要去那里。”那是我第一次碰到
    当地人对大坝背后的基本问题显得有所关心。而且,出于原则,他还拒绝接受现金安置。他的穿戴很不错,手里拿着一部价格不菲的手机。于是,我问他靠什么养活自己。“我是做生意的,”他说,“我在这儿开了好几家商店,附近就
    有一家。”我问他,商店卖些什么东西。“地板砖,”他说。他拒绝接受政府的现金安置,还在设法把他的故事写进新闻报道,可他同时又从这些高速公路出口处的城镇里的建筑工地上获取好处。对于他想保全自己的赌注,我并不打算
    加以指责——至少他在尽力弄清事情的真相。也许某一天,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像他一样,想方设法也要坚持了解有关的基本问题。或许教育制度会得到改进,公民们将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可以跟他们的实际技能结合起来。在经济开发区
    ,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也许,最
    终的动机还在于经济——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
    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